必一运动新出简牍与江汉聚落景观体系的重建

　　必一运动江汉平原地区是战国秦汉简牍出土的核心地和简牍内容上的记录中心，相关地名展示了江汉聚落丰富多元的景观体系。外围的丘陵岗地范定了江汉的区域范围；长江、汉水塑造了云梦及其内部平原、湖沼相间分布的基本地理面貌；水陆各级道路建构起密集的交通网络；大小城邑、集散聚落广泛分布其间，并形成三大聚落群和一条核心聚落带。除此之外，江汉地区的聚落和景观由内至外、由高及低依次是平原高台（台）—临水高地（就、澨）—临水低地（蒲）—堤防、堰坝（堤、漰）等水利工程—水中州渚聚落（州、渚），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阶梯性和层次感。邮驿津渡、亭城鄣塞等交通及治安军事类据点进一步丰富了景观的多元性。江汉聚落景观体系的重建，能为出土简牍提供一个重要的“历史现场”，为相关研究提供基础的地理平台。

　　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往往要求学者“回到历史现场”，实际上这种“历史现场”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属性，同样要求我们竭力复原当时的地理环境，让历史现象在地化。以往，我们对简牍埋藏年代的地理环境并不是很清楚，无法有效将其还原到当时的环境中；在进行简牍文本信息解读时，也缺乏基于该区域整体景观情况的观照，而这恰恰是理解简牍及其所含史料价值的基础性问题。在业已公布的十余批次秦汉简牍中以江汉地区最为集中，属于简牍的核心出土地和内容上的记录中心，这些简牍为我们探索秦汉时期江汉地区景观体系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一定程度上对正史重北轻南、重中央弱地方、重标准化弱多元性的史料倾斜进行了校正。而对江汉地理景观的现有认识大抵停留在云梦与云梦泽和大型城邑遗址的层面，未能延伸讨论景观的不同类型和层次，更不要说构建起整个区域的景观体系。本文以稽考和整理新出简牍中的地名为中心，力图对秦汉时期江汉地区的景观体系进行复原，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般而言，江汉地区是指由长江和汉水发育出来的江汉平原地区。在地理上，不仅有长江、汉水两条大河贯穿其间，同时也是一块由丘陵所范定的独立平原。

　　“丘”为“土之高也”，属自然生成，“非人所为也”。以“丘”为名之地通常在地形上略微隆起，不易遭受水患，也常为阳宅、阴宅之居址。史籍中黄河中下游地区多见带“丘”名的县，“丘”是易受河患的地区聚家成里、发展为县的地理基础。《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沙丘为始皇行宫，亦是择高处为址。又，放马滩秦简《丹》曰：“因与司命史公孙强北之赵氏之北地柏丘之上。”扬州胡场汉墓出土“文告牍”记：“广陵石里男子王奉世有狱事，事已，复故郡乡里。遣自致移柏丘。”“柏丘”是战国秦汉时期民间信仰中人死后前往的幽冥之地，类似于黄泉地府。《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记”也提到秦桓公葬义里丘北，秦景公葬丘里南 。这些人死后归葬之地及其抽象化地点的选择并非随意，同样是基于丘略高于平地适宜选址作为墓地的地理实际。

　　历史时期江汉地区主要呈现为平原—湖沼的地貌形态，地势较低，常被水患，该区域亦少见带 “丘”地名。而在其外围出土的河南新蔡葛陵楚简、长沙走马楼吴简集中出现不少“丘”名聚落，这是两地自然地理起伏，地貌多元性的表现。新出北大秦简《水陆里程简册》中以南郡地名居多，其中有“阆丘亭”“桃丘道”：

　　虽然所记之“丘”名处南郡地域范围内，但具置则在江汉平原的外围。阆丘亭约在今湖北云梦县周边，桃丘道在荆门北到宜城之间，分别处于大洪山、荆山的边缘，是丘陵山区到平原湖区的过渡地带。香港中文大学藏《河堤简》莫阳乡内有“桃丘堤”“徹丘堤”，应是以桃丘、徹丘为名。值得注意的是，战国秦汉简牍恰恰主要出土于江汉外围丘陵与平原过渡地带的中心城邑附近，如江陵、安陆、当阳等地。“丘”将江汉平原与周边隔绝开来形塑为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同时陆路交通藉之开发， “丘”也成为连接江汉平原与其他地域的纽带。

　　江汉地区内部平原、湖沼相间分布，域内河网密布，以水陆道路为经络，城邑聚落为节点，景观十分丰富，形成了基础的区域地理格局。

　　云梦与云梦泽是江汉地区内部的基本地貌景观。云梦是古时江汉地区的代称，由长江和汉水共同塑造，包括平原、湖沼等多元地貌类型，西部为江汉陆上三角洲平原，东部为城陵矶到武汉的泛滥平原，中部为云梦泽，随着长江、汉水分流的来沙量增加平原不断向东扩张，湖泊呈向东南收缩之势。《史记·货殖列传》记江陵“东有云梦之饶”，域内景观和物产丰富，战国时为楚王狩猎区，秦汉设为云梦禁苑专置左右云梦官进行管辖，龙岗秦简载 “诸假两云梦池鱼及有□云梦禁中者，得······”与此相应的是，秦封泥见“左云梦丞”“右云梦丞”。而《汉书·地理志》中恰恰也记录了两处云梦官，一在南郡编县，一在江夏郡西陵县。反映了从自然景观到禁苑、园、邑等带有行政属性的人文景观的过程。云梦泽是江汉地区最大的湖沼和著名地理景观，史籍多以其作为荆州泽薮的代表。随着泥沙堆积和区域开发的深入，秦汉时期云梦泽主体被不断压缩，湖面被分割，呈现支离破碎之面貌。其时汉水北岸已基本成陆，在汉水之南、云梦西部平原区内存在一些湖泊，大约是古云梦泽的遗迹。

　　“䞿”与衍音近可通假，衍即泽也，早期带“衍”地名多为沼泽名。自江陵走水路进入汉水，最近的两条路线都需要经过“䞿中”，《水陆里程简册》记：

　　江陵水行夏水，入谿，行䞿中，上汉到淯口，千一百五十六里。（04－196）

　　䞿或为湖泊之通称，“ 䞿中”“卢䞿中”当指夏水以北的一片湖沼。又如周家台秦简见“迣离涌西”“迣□□邮北”“迣罗涌西”“迣离涌东”，其中的“离”和“罗”很有可能指的也是离湖、罗湖 ，结合简文内容来看，湖泊当位于江陵和竟陵之间而偏南。

　　总体而言，秦汉江汉地区平原与湖沼既有各自的集中分布区，又呈现相间分布状态。在古云梦泽向东收缩之后云梦西部平原区遗留下一些大小湖泊，大致位于汉水以南，江水支流夏水、涌水以北，这与泥沙沉积规律和云梦地区总体自然地理发展趋势相一致。而战国时期江汉运河的开凿及河流的疏导工程，使湖沼更趋分离。

　　北大秦简《水陆里程简册》清晰地揭示了云梦内部的水陆交通格局。水道方面可明确划分为两个层级：江汉涢和它小水，它小水当包括夏水、涌水、扬水等，此外还有一些渠、溪。这些河流一方面起到分隔区域的作用，如长江将云梦泽与洞庭湖分隔开来，这一时期汉水北岸已基本成陆而南岸仍有沼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交通载体承载着不同区域的人员交流与物资往来，是河流，亦是人流、物流与信息流的渠道。

　　河流彼此纵横交错，并开发有人工渠道加强了这种连接关系。江汉平原西部边缘沮水、漳水交汇之后（可称沮漳水、沮水或漳水）注入江水，而沮漳水又分流入沔，即《汉书·地理志》所记沮水“东至郢入江”，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这正是春秋末战国初修渠筑堤的结果。北大秦简记录了此种情形：

　　一方面表明沮水是汇入江水的，另一方面沮水又与长利渠相连接。辛德勇认为“长利渠即章渠”，“是开挖人工渠道，分引漳水（或谓之沮水）东行，连接江陵城北、纪南城西南的扬水（杨水）。” “章渠”当即楚昭王时期吴师入郢所修凿，盛弘之《荆州记》载：“（楚）昭王十年（前512年），吴通漳水灌纪南，入赤湖，进灌郢城，遂破楚。” 江汉运河的开凿，也使通渠汉水、云梦之野成为可能，大大便利了域内交通。岳麓秦简《二十七年质日》和北大简中见有“杨口”，为江陵地区和江汉平原腹地内物资北运的水路枢纽。另有“杨口水道”：

　　可见“杨口水道”指的是杨口到汉水某段的水路，是江汉物资北运的水路干道。简文夏汭、汉汭与杨口等同为河流交汇点，易发展成聚落和城邑。涌水和夏水分流自江水，合流入汉水后汇入江。夏水与杨水之间也有小溪相连，也就是后来的夏杨水。

　　陆路方面，主要城邑之间连接成线构成帝国交通网的重要一段，如秦驰道之南郡南阳道（即“荆襄道”），秦始皇巡游天下曾几次往来于此道，里耶里程简16－52对该线有记录，岳麓质日简南郡官员在秦始皇三十五年时去往咸阳公务出差亦走此路，历来是该地最重要的南北陆路干道。陆路中通达且较为宽广者称“庄道”，取康庄大道之义，《尔雅·释宫》：“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歧旁，三达谓之剧旁，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 康，六达谓之庄······” “庄道”常与“水道”对称：

　　丞相上庐江假守书言：庐江庄道时败绝不补，即庄道败绝不逋（补）而行水道，水道异远。庄道者······”（岳麓秦简0556）

　　宛宜民庾行淯水到西陵四百五十里，庄道三百六十里。（北大秦简《水陆里程简册》04－202）

　　此外，周家台质日简作者东向去往竟陵经过了“长道”，当是以道路起点为聚落之名。《水陆里程简册》中更是清晰地记录了东去竟陵、安陆、沙羡和由江陵、竟陵北向的道路和里程数，这些陆道主要集中于云梦西部平原和汉水北岸平原地带。不过，在云梦泽和云梦东部平原内也有陆路存在。曹操赤壁战败后退走华容道，这显示秦汉时期云梦泽虽不断向东收缩，主体在华容县境，但其范围仍然广大，内部也并非单一地貌景观，亦有道路可以通行。楚国旧有东去州国的道路，秦代州陵县的设置也说明东部泛滥平原交通景观的存在。《水陆里程简册》显示了县与县之间及县内各乡之间广泛分布着道路。至于更小尺度的则是分别由乡部所管辖的“邑中道”（《二年律令·田律》简247）和田所辖“田道”（简247-248），便于日常的生活与生产往来。道路往往也是考古发现的聚落遗址、城址中必不可少的遗迹。交通实为日常之必需，各类资料共同清晰地展示了干支线和不同层级道路的存在。交通对聚落景观的塑造亦十分显著，例如江水与荆襄道两水陆干道的交汇缔造了江陵这一中心城市；而竟陵的发展很可能与杨口的水运枢纽地位相关。

　　水陆交通的节点是一个个聚落，包括大型城邑和小型里落，交通将聚落串联起来。这一时期江汉地区的郡县城邑约有10个，主要分布在南北向的汉水和南郡南阳道一线，集中于西部平原地区，东部泛滥平原少。设为县治的城市在规模上可分为三个层级：10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城邑；10-100万平方米的中型城邑；10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城邑。其中最大最为核心的城市为江陵，江陵是秦南郡的中心城市，也是帝国南部管制的桥头堡。聚落的分布呈现出以江陵为中心和以鄢、安陆为次中心的三角格局，恰恰各自处于江汉涢三大水的中段必一运动。秦汉江陵城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约当今湖北荆州郢城遗址；鄢县治即今湖北宜城县东南的楚皇城遗址，东西南北城墙的规模分别为2000米、1800米、1500米、1080米，亦大于一般的县城规模；秦汉安陆县治即位于今湖北云梦县的楚王城遗址，其时代跨越战国秦汉，规 模较大，为刀型，东西最长2050米、南北最宽1200米。

　　江陵和鄢分别在长江水道和汉水水道旁，又通过南北向陆路相连接。县由乡里组成，大型城邑周边往往聚集了更多的乡里，尤其是江陵以及南郡南阳道一线密集分布着大小聚落和城邑，形成聚落群和聚落带景观。得益于优越的条件，在南北陆路干线上的一些乡级城邑在汉代升格为县级政区，聚落带景观更趋丰富。安陆是汉水北岸、云梦东部的中心城市，陆路上起着沟通东西的作用。东西向路线上聚落的分布较为稀疏，在江陵城的辐射下仅仅江陵与竟陵之间稍显密集。销县位于鄢和江陵之间，北部东西向干道自此延伸，周边聚落亦当不少。应该注意的是，南郡在长江以南西有孱陵、东有沙羡，已不属于古云梦的范围。

　　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坏决道出入，及盗启门户，皆赎黥。其垣坏高不盈五尺者，除。（简182）

　　捕罪人及以县官事征召人，所征召、捕越邑、里、官、市院垣，追捕、征者得随迹出入。（简183）

　　邑、里、官、市是县城内的基本组成单元，邑即县乡城址，里为居住区，官为官府机构，市为市场。这与《汉书·高帝纪》中“应劭注”刘邦为抚慰太上皇思乡之情，仿丰县所建之新丰的建制“城、寺、市、里”相当 。西北汉简中亦记载，“书到明白大扁书乡、亭、市、里高显处，令亡人命者尽知之”，“写移书到，各明白大扁书市里、官所、寺舍、门亭、燧堠中，令吏卒民尽讼知之”等。即县城除了城墙、城门外必一运动，城内大致包括官署建筑、居住建筑、市场、手工业作坊等景观。城市级别越高，相应的配套设施规模更大也更为完善。

　　院墙包围的里邑在聚落形态上属集村。“里”的格局可以视为城邑的缩小版，城内分数个里，里有围墙、里门；里中居住数户，户有户门、墙垣，分隔并连通内外。“里”中多经过规划，道路交错、街巷纵横。城邑之外主要是田地、庐舍和墓葬等景观，以及属于散村性质的“落”。

　　“落”的时空分布范围较广，战国时已经出现，秦汉得到延续，南方、北方并存。清华大学藏楚简《越公其事》第七章记“（越）王乃趣使人察省城市边县小大远迩之勼、茖，王则比视，唯勼、茖是察省，问之于左右。······其勼者，王见其执事人则怡豫憙也。不可口笑笑也，则必饮食赐予之。其茖者，王见其执事人，则忧戚不豫，弗予饮食。王既比听之，乃品野会。······”其中的“勼”“茖”分别即“聚”和“落”。汉代文献中“落”又写作“格”，在出土文献亦是如此，如天水放马滩秦地图见“乍格”地名，大葆台西汉简有“樵中格吴子孟”的记载，东汉《嵩山泰室神道石阙铭》也记“阳翟平陵亭部阳陵格”等。新出《水陆里程简册》又见“豰落”“三屋洛”“当洛亭”地名：

　　里耶秦简牍中有 “屋洛坏者会八月”。“落”具有“聚落自名”的意义和明确的行政属性。秦汉时期居民并非全都住在城内，“落”与“里”一样都是较为原生型的聚落类型，分别是“散村型”和“集村型”聚落的代表。

　　新出简牍中有不少乡里之外的非标准化地名，这些地名中的通名常常代表了某种地貌景观或行政建制，部分地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互相之间呈现阶梯性和层次感，行政地名则丰富了景观的类型。

　　台为“观四方而高者”。这种高台地貌在平原地区显得尤为突出，依托于地利易形成规模性聚落。地势卑湿的楚地尤其重视高台基地和景观营造。楚庄王时建有钓台和章华台，为楚王行宫（或与云梦狩猎区相关），至秦时或发展为邑里聚落。始皇帝崩之沙丘平台，亦为其行宫所在。北大秦简《水陆里程简册》见地名“台”，与江陵仅有五里之距，这类台地主要分布在江汉西部平原地区，今地亦多见带“台”地名。台也被认为作军事据点之用。

　　就、澨为河岸高地。里耶秦简牍中有一类“某就”地名，多以方位命名，如东就、西就、南就：

　　“就”当为小区域通名。《续汉书·郡国志》“荆州刺史部·南阳郡·宛县”条，司马彪自注“有南就聚”，与《里耶秦简（壹）》“某就”应属同一性质。同样，《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宛县”条，班固自注“县南有北筮山” ，在育阳县下自注“有南筮聚，在东北”。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观点，指出：宛县北筮山应为“北筮聚”之误，与育阳“南筮聚”相对，筮即澨。《水经·淯水注》也说在淯阳县东北有聚，淯水左右有南北二澨。澨为水侧之濆。王克陵、潘晟认为“澨”是先秦时期指代河曲侵蚀岸的专有名词。从地理位置上可知“南就”即“南澨”。而文献中“澨”之名多见于楚地，如句澨、漳澨、薳澨、雍澨等，澨亦为通名，属于较有楚国地域特色的地名命名方式 。里耶秦简牍记：“ 正月壬子水下尽，过泊筮。”（9-1478）“ 日入，过泊筮。”（9-1850）。泊筮为地名无疑，其地或在洞庭郡内，属故楚地，今湖南湘西地区。《说文》“澨”：埤增水边土，人所止者。澨的本义为水边高地。可聚集而居，可筑堤防水，可作军事防御工事等。《说文》“就”：就高也。从京从尤。尤，异于凡也。桂馥注曰：“此言人就高以居也。”“就”与“澨”，本义均表示水边高地这样一种可供居住的自然地貌，同义可互换。里耶秦简牍“某就”在“名县爵里”的籍贯书法中对应其中的里名，说明“就”与“澨”是适宜人居且发展为集村聚落的。

　　台、就（澨）分别是平原高地和临水高地，类似于今日江汉地区的台地聚落景观。

　　周家台秦简《三十四年质日》中有一复合地名：迣赢邑北上蒲，位于江陵和竟陵之间。“迣”的性质还不是很明确，但相对清楚的是，“赢邑”为县下乡邑组织，亦见于北大秦简《水陆里程简册》；“北上蒲”原释为“北上渧”，其地属于“赢邑”但不成区划，因该地作为官员公务出差的留宿地，故而可以理解为“赢邑”内的自然聚落。其后的留宿地还有“迣离涌西”“迣□□邮北”“迣罗涌西”“迣离涌东”，这些地名多以与河湖的相对位置命名，较为随意，不像经历过“体国经野”的规范化程序，透露了江汉地区散村聚落广泛存在的事实。尹湾汉简有“北蒲盐官”，为设于东海郡盐、铁二都官中的盐官，因参与监管海盐的生产而设于海边。“北蒲”与“北上蒲”当拥有相似地理景观。“蒲”为通名，蒲的本义是水草，“可以作席，从艹浦声。”蒲与浦通，意义有所延伸。“浦，濒也，从水甫声”，指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区，周家台“北上蒲”和尹湾“北蒲”的所在地恰分别对应两类地区，所表示的都是水边聚落。大抵因河流受到地转偏向力影响冲刷右岸（河流自西向东，对应南岸），而泥沙多堆积于左岸（对应北岸）形成“浦”，故多以“北”字冠之。秦玺印见营浦、敦浦、留浦等地名，大多地望不详，应也属于河岸聚落。又，里耶秦简牍“质日”中官吏公务出差的留宿地见有“夷郙亭”（9-2282）地名，以及“甲寅到酉亭大贰□郙，乙卯夕到阎郙即，丙辰夕到田官渚即”等带“郙”地点（9-2256）。“郙”从邑甫声，与蒲、浦可通假，邑旁表明其为居住聚落，史籍中也有记“郙”名乡亭，可以确定“囗郙”同样为河岸乡邑。

　　在先秦两汉文献中也有不少带“蒲”“浦”的地名，其最初得名亦是因临水低地的地理特征。先秦文献中的“浦”就多与河流有关，如“遂浦”“三江之浦”，《汉书·地理志》载有营浦、淮浦、回浦、荔浦、合浦、胥浦等县，南海郡中宿县“有洭浦官”。《吕氏春秋》中记“江浦之橘”“丹水之浦”，高诱注云“浦，滨也，橘所生也。”“丹水在南阳。浦，岸也。一曰崖也。”《汉书》记“行乎州淤之浦”。颜师古曰：“水中可居者曰淤，漫也。浦，水涯也。淤音于庶反。”汉晋时期南方聚落名也常见“某浦”，如建康附近的“查浦”“沙门浦”，武昌的“五丈浦”与“寒溪浦”，京口附近的“屠儿浦”等 ，《水经注》中也记录了不少带“浦”地名。“浦”名聚落的出现显然可早自战国。“浦”类地名的时代延续性和空间覆盖率都比以往认识要广阔得多。“浦”因具有生产和交通方面的地理优越性，相当部分发展为沿河的小型散村聚落和乡邑，大型的“浦”乃至孕育出了县一级大型城邑。

　　由于江、汉泥沙堆积，云梦西部平原不断向东扩展，一方面加速了江汉地域的开发进程，另一方面对水、田关系及应对于兹的水利技术提出了新要求。战国时期各国已沿黄河普遍筑堤，同时期长江中游的楚国在江汉地区亦“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奠定了秦汉以降荆江大堤、汉江大堤艳曲等江汉水利堤防的基础。

　　“题”或通堤，指河岸堤防。“渚”为半岛或沙洲；都船即南郡都船，是南郡负责管理船只建造的机构，楚时在附近设有船官；羊题位于两者之间，作为堤岸所在是可信的。此堤当是江陵附近的江堤，羊题为古江堤旁聚落。

　　一般将荆江堤防的雏形追溯自东晋时期，事实上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江汉堤防体系，香港中文大学藏《河堤简》对此有清晰的呈现。从记录格式和行政单元的归属来看，《河堤简》是按照层级逐级分段汇总各地堤防长度等资料的。具体来说，首先是将各乡下属单元进行资料汇总，形成莫阳乡河堤、北乡河堤、若乡河堤等的长度，其中，北乡河堤可分为京□堤、橐中堤等段；莫阳乡下分桃丘堤、徹丘堤等段；南乡堤也有南坸堤、宜禾堤、廧靡堤等段。若乡是汉代若县的前身，在行政上属宜城；结合北大简“桃丘道”的地望，莫阳乡也应属宜成县下辖（此时销县或已撤销）。其次是进一步汇总计算各县的情况，如竟陵河堤、宜成河堤、醴阳江堤等总的长度。

　　记录堤防里程的目的，与“为田”直接相关，彭浩就指出《河堤简》的性质是“各县把河堤开为耕地的统计文书”。堤防被区分为“凡堤能治者”“凡堤不能治者”两类，宜成堤能治者“为田一百三十二顷五十七亩百九十二步”，醴阳江堤“三百人分之，人得四十四亩四十六步又三百分步七十二。”简文中明确区分了江堤与河堤。醴阳地处长江南岸，故记有醴阳江堤。由此可以推定，长江北岸的江陵县内亦当有江堤。河堤具体指汉水堤防，主要分布在竟陵、宜成（若乡）两县境内。事实上，简文缺漏的部分还应该包括了江陵和其他临水县乡邑的堤防里程数。至少江汉地区的江汉涢三大水在秦汉时当皆有堤防存在。可资证明的是，新近公布的云梦睡虎地汉简透露了秦汉安陆地区的堤防信息：

　　“堤里”应是临堤所设之里邑，该建制表明临堤聚落的存在，而该聚落当也是在筑堤、为田的基础发展起来的。

　　此时堤防的修筑并非主要出于防洪，而是土地开垦的目的。明清时期江汉地区水患灾害频发，几乎一年一涝，荆江大堤亦在此时正式成型，大堤的作用自然以防洪为主。但在唐宋以前，区域开发仍然是主流。从汉代《河堤简》来看，江汉堤防的修筑是以战国以来地域开发的需求为导向的，与北方黄河沿岸的情况相一致，筑堤防水的目的是为了造田。与之相配合的是，江汉内部人工渠道的开凿，虽早自春秋末年，但之后被改造和利用为水利工程，使内部滞水可顺利排出。筑堤与修渠两项工程一堵一疏，保证了域内农业的顺利开发，促进了聚落的形成和发展。可以想见，堤岸内部是农田庐舍景观。

　　两地在安陆县附近。“涢漰亭”之“涢”指安陆附近的涢水，属于江汉地区三条大水之一。漰，本为水冲击拍打之声，又可引申为堰坝，杜甫《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有“漰口江如练，蚕崖雪似银。”涢漰应靠近涢水，涢漰亭则是置于安陆县沿涢水的堤防一角，靠近堰坝，“邻漰亭”是另一个临堰坝设置的“亭”。两亭或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堰坝维护职能。

　　江汉地区由于河流运动除了在河岸生成澨、蒲类地貌景观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聚落景观之外，还孕育了渚、州类半岛、江心洲地貌和独特的河中聚落景观。

　　“渚”是江汉地区独特且较为常见的一种地貌类型，《说文》引《尔雅》曰“小洲曰渚”，为水中高土可居之地；另一种说法为水边涯地。文献和楚玺见有“五渚”地名，《战国策·秦策一》记：“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江南。荆王亡走，东 伏于陈。”渚，原作都。五渚约在荆江一带。《楚辞》记有“鄂渚”“枉渚”，《楚辞·涉江》曰“乘鄂渚而反顾兮”，“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值得注意的是，江陵有“渚宫”，《左传·文公十年》记“（子西）沿汉溯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渚宫的具置不详，现在看来可以从《水陆里程简册》中寻找到一些线索，《简册》见有几处渚名，如彘乡境内的“彘邮渚”、江陵附近的渚。后者或与渚宫有关。

　　里耶里程简记“销到江陵二百卌里”，北大简记“销到南郡都船二百五十三里”，可见江陵县署到南郡都船或仅相距十三里。渚地望，一种可能是在郢城南到江堤之间必一运动，约在今荆州城附近；另一种可能是，结合江陵为楚船官地和《水经注》中船官湖的位置，南郡都船在郢城遗址东北的今长湖东面，渚亦在相应位置。渚宫或在白起拔郢后演变为渚聚落。

　　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庚子，启陵乡㢑敢言之：都乡守嘉言：渚里不更劾等十七户徙都乡，皆不移年籍└。令曰：移，言。·今问之：劾等徙，以书告都乡曰：启陵乡未有牒，毋以智（知）劾等初至今年数······（16-9）

　　“渚里”原属启陵乡，秦一统后进行户口调整集体搬迁至都乡，渚里或也在此时省并。上引里耶秦简牍9-2256有“田官渚”，亦当为地名。渚里为乡里类标准化的行政建制，属于集村聚落。秦或为了统治新地的方便，将地理上相对疏离、不便管理的水中聚落予以整理。

　　州即“洲”，《说文》“水中可居曰州。”亦即江心洲。尹湾汉简东海郡盐官除“北蒲盐官”外，另有“郁州盐官”，“郁州”与“北蒲”同样为小区域地名，此“州”当是沿海可居之陆地，或以往为海中洲或半岛。岳麓秦简有“阆等曰荆邦人皆居京州”，“京州”为楚国地名，其地在州陵县附近，属秦、楚边界地带，或在长江南岸与州陵相望。另，楚有夏州，《战国策·楚策一》：“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

　　秦一统战争期间，江汉地区处于秦楚争锋的边界地带，在州陵与安陆、江陵一线形成了一条分界线必一运动，一统后被称为“东故徼”，形成了独特的治安军事类景观。岳麓秦简记：

　　陈伟认为该令文“显示由于楚国的灭亡，秦人戍守的陈线已由 ‘东故徼’推进到新占领 的楚故地。”里耶秦简牍更名方记：

　　伴随着秦的一统进程和疆域扩大，旧有的国家边界在版图上消除（汉帝国建立后又以郡、国边界的形式予以恢复）。但是，一统后南郡具有帝国南部管制的桥头堡的重要地位，也遗留下一些城亭鄣类军事性质的设施。

　　此三处鄣均在章渠（扬水）上，显然是起到控制章渠、拱卫江陵的作用，防止东、南而来的威胁。

　　安陆为南郡东部的军事重镇，《水陆里程简册》中其下多记“亭”类治安与军事机构：

　　安陆县百里内有义城；长江南岸与江陵相望的孱陵县有阴聚城，该军事机构应是与章渠阳聚鄣相对而设；沙羡位于长江南岸，与夏汭隔江相望，“夏內（汭）度江到沙羡三里。”（04-210）战国晚期属楚，秦沙羡县境内有玄阳城到武乡城，而夏汭一边有蛩城、夏內（汭）城，属州陵或安陆县。大体上，这些“城”类景观沿着东故徼集中分布在长江两岸，尤其是核心城市附近。

　　与城邑存在大与小、中心与边缘的差异，聚落存在集村和散村的区别一样，官署机构也并非都在核心区即城邑内，不少是散布于郡县各地的，亦即“离官”，郡属都官的设置通常以便于事务的处理为原则，南郡有都船，此外根据周家台秦简南郡地区有“铁官”，约设置于竟陵县内。睡虎地秦简《效律》记“及都仓、库、田、亭啬夫坐其离官属于乡者”。里耶秦简迁陵县的案例可与之对证，县的属官分布于各乡，库就位于贰春乡而不是县治所在的都乡。各县多有置、传舍，乡内有亭邮和津渡等。作为行政机关的同时，这些机构也是具体的景观实体。

　　这些地名和机构，不论是官员公务出行的留宿地，还是粮食等物资转输事务的地点，都纳入了日常行政的视野。

　　总体来说，江汉地区北部由“丘”类地貌，南部划江为界范定了其基本空间。在地质构造的基础上，内部由江、汉、涢三条大水塑造发育而成，以平原和湖沼为平面地貌景观。平原内部河湖聚落相间分布。内部交通道路景观有庄道陆路和水道水路不同类型，有天然河流和人工渠道之别，河流分大、小水不同级别；道路有驰道、县乡道、邑中道、田中道等不同层级和干支线。

　　内部景观呈现出区域特色、多元性和明显的层次感，布局上具有立体性。景观大体可区分为几种类型，其中聚落类人文景观包括大型城邑、小型乡邑里落和单独家舍田庐，里属聚居型聚落，落属散居型聚落。聚落由高到低、由内向外分别是：平原高地的“台”—河边高地“就”—水边低地“蒲”—水中“渚”“州”，以及临河岸堤防“堤”与河中堰坝“漰”之聚落。城鄣亭类治安军事景观，仓庾等物资据地，亭邮津渡等交通机构，景观大小形态不一，性质功能各异。这些地名类型进一步丰富了江汉地区景观的多元性，且普遍存在一个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的变化过程必一运动，被纳入了帝国行政的视野之中。江汉聚落景观体系的重建，能为出土简牍提供一个重要的“历史现场”，同时也希望对于认识楚国时期及汉代以后江汉地理景观，以及南方地区景观演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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